延迟退休潮下的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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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5日

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根据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中国将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

终于，这场酝酿了十余年的延退改革拉开了帷幕。

“决定”公布不到半小时，延迟退休的相关词条便冲上热搜，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对未来职业前景和养老的担忧。事实上，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从2013年就已经提上议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自此，延迟退休改革进入加速期。

然而纵观全球，延迟退休并不是中国的特例。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延迟退休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应对策略。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推动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政策，一般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延迟领取退休金的法定退休年龄，其目的是缓解养老金缺口压力，保障养老保险体系的可持续性；二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让劳动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何时不再工作，延长部分老年人工作时间，但也尊重特殊人群的自主意愿。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国家纷纷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养老金缺口扩大等问题。2022年10月，英国政府表态考虑最快将于2035年把领取国家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8岁；2023年1月，法国政府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计划2030年前将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2岁逐步提高至64岁。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丹麦的退休年龄已在2022年提升至67岁；德国当前的退休年龄为65岁，并将在2030年提升至67岁……

延迟退休政策的全球化趋势，源于多个共性的大背景，主要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以及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等因素。

各国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大多始于“二战”之后。以英国为例，1942年，英国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委员会发布了名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又名“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全面的，涵盖失业、养老、疾病等多个领域的社会保障系统，许多国家在战后借鉴“贝弗里奇报告”的理念，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

战后的“婴儿潮”让人口持续增长，构成了随后几十年“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制的人口学基础。但随着全球人口红利消失，生育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许多国数量不断增加的现实，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压力随之加大。

除了老龄化加剧，还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国家如今都面临年轻劳动者数量不足的困境，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通过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继续留在劳动市场，以此缓解劳动力的不足，同时也减缓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延迟退休潮下的中国选择

尽管许多国家已有延迟退休的先例，但中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有其独特性。

和全球多国一样，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如今面临的重大课题。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96亿人，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根据预测，到2030年之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概率将超过80岁。

然而，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男职工60岁——这项政策从1951年制定后执行至今，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57年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57岁。

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呈下降趋势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而劳动力不断减少的严峻现实面前，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风险是一个核心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养老金累计结余到2027年有望达到峰值，并将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表示，中国实行延迟退休的主要目的，不是中国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是养老金存在问题。

中国养老金体制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第二支柱是由企事业单位发起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由个人主导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其中第一支柱占中国养老金总规模的2/3。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构成也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支柱构成，但比例和中国差异很大。以美国为例，2021年美国养老金总规模超40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1.7倍。其中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金只占6.7%，企业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合计占93.3%。

实际上，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起步较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建立于1990年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仅十余年，在现行的“现收现付”体制下，第一支柱独大，第二支柱覆盖面窄且发展不平衡，第三支柱则刚刚建立，养老负担日渐沉重。

延迟退休能部分程度改善养老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早在2001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单位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就指出，中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就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相当于为养老统筹基金缩减200亿元的缺口。

此次有关延迟退休的决定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年或逐月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对社会和个体的冲击，整个过程将花费15年时间来过渡完成。这和国外多数国家的操作是类似的。比如德国于2007年通过法案，将退休年龄从2012年的65岁逐步推迟至2029年的67岁，政策公布、启动和完成用时17年；美国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用时22年；法国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4岁用时20年；日本将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5岁用时13年。

此外，中国还明确强调了坚持“自愿、弹性”原则，即职工只要满足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和延迟退休这两种情况。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弹性延退的时间同样不能超过3年。

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实施延迟退休时也会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区间，构成窗口期。此外，部分国家还会设立奖罚机制。比如美国，除特殊职业外，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正常退休和延迟退休。其中“正常退休”是指在达到“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时退休，“提前退休”的年龄下限被设定为62周岁，“延迟退休”的上限为70周岁。同时，上述3种退休情况的养老金领取标准有所不同：平均每提前一年退休，养老金会减少5%到6.7%，而延迟一年，则可增加8%。不过，目前中国延迟退休的实施政策里还未涉及奖罚机制。

延迟退休下公司人的选择

许多人对延迟退休感到恐慌，实际上担心的是多方面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延迟退休背后的养老金支付困难问题，让许多公司人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感到了担忧。而工作生命的延长，叠加如今的就业现状，也为公司人的职业生涯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周逸皓2023年从麦肯锡离职后，选择遵循自己的喜好成为一名企业培训师和高管教练，目前正与多家500强企业合作，开展人力资源方面的培训课程。1990年出生的他在职场几经轮转，面对高压环境和员工“越来越工具化”的处境，他对于在职场里“爬梯子”这件事失去了动力。在谈及“延迟退休”对自己的影响时，当前身为“个体户”创业者的周逸皓表示，他更在乎的是自己持续赚钱和金融投资的能力。

“延迟退休意味着不工作也能领钱的门槛提高了，而且可能会持续提高。我一直认为退休金会低于自己的收入预期，所以我更关注的是解法，也就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探索持续赚钱的能力。”周逸皓说。

36岁的陈斯却不敢这么冒险，在离开上一家公司两年之后，他在今年才找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中层职位。求职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人才市场上释放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即便如今成功“上岸”，危机感时刻环绕在他的身边。公司业务持续快速迭代，进入公司未满一个月，他负责的业务范围相比招聘时就小了不少，“再做20年，离退休还有10年，况且别说10年，下个月我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工作之外，陈斯和朋友成立了餐饮门店线上代运营公司，尝试在寻找自己的其他可能。

身在互联网等领域的公司人对于“35岁后”生活的担忧，实际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就业结构性问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介绍，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工资”曲线比发达国家更平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从经验中获得的回报更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扁平、缺乏深度，无法容纳更多有经验的劳动力，也就限制了中国向精益生产、高端技术转型的潜力。“中国劳动力市场很广，但很多岗位不需要那么多经验沉淀，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明显的替代关系。”聂日明表示。针对公众猜测延迟退休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挤出效应”的担忧，聂日明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发生在高技术、低体力付出的专业技术岗位上，比如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医生等职业。

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并非“供不应求”，延迟退休之后，多数老龄人口的就业可能得不到保障。

2021年6月，年满50岁的孙丽正式退休。退休半年后，她日益感觉与社会脱节，便开始学着在招聘软件上填简历，着手再就业。事实上，在经济不发达的小城市，除了退休返聘和通过人脉关系进入体制内当临时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想要找到一份能够按时发工资、有保障的工作并不容易，如果考虑到特定职业的技术门槛和中老年人可承受的工作强度，孙丽发现，可供选择的工作就只剩下了保洁、家政、护理、保安等岗位。

延迟退休政策不仅关乎养老金的可持续性，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人才结构、就业机会和个人生活质量。在推动延迟退休的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颁布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来保障延迟退休带来的就业等一系列民生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思、孙丽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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